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
事情终于有了转机！
于是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去台湾，拜见了顾老人家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昔日的美貌已无法在老人脸上捕捉到。人老了（八十六岁） ，似乎都变成了一个相貌，稀疏的银发，整齐的假牙，昏黄的眼珠，收不拢的目光……但老人家开口说话的声腔一下子让我把她和顾小梦联系在了一起。她说话直截了当，有股子得理不饶人的劲头。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凶巴巴的责问： “你为什么要颠倒黑白，恶意夸大李宁玉，把我写成汉奸！ ”声严色厉，怒气冲冲，断然没有一个古稀老者应有的慈祥。
我想作点儿解释， 刚张口便被她挥手打断。 显然她积压了许多话要说，且似乎早在腹中预演过多次，一经开讲，如同在播放录音，铿锵道来，不绝于耳，前言后语有呼有应，根本不容我插嘴。我惊讶于她超常清楚的口齿和思维，这么高龄的人啦，但说话的声音、底气和遣词造句的用心、讲究，一点也不比我差。起码要给她减掉三十岁！我想。她一口气对我这样说道： “你虽然说写的是小说，可谁都看得出来，你说的就是这件事，这些人，就是我和李宁玉。是我但又不是真实的我！你去问问九泉之下的李宁玉，我是不是那样的？事实完全不是你说的那个样，那个情报根本不是李宁玉传出去的，而是我！你知道吗？！ ”
是她？
你相信吗？ 我不相信。
我的不信虽没有说出口，但跃然写在脸上。
“你不相信是不？”老人家看出我的疑义， “你认为我想抢功劳？我要想抢功劳会来台湾吗？应该留在大陆当英雄才是。我不要功劳，我只要事实，情报就是我传出去的，这是事实，我不允许你们颠倒黑白！ ”老人家又是朝我一顿连珠炮， “告诉我，年轻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诬蔑我？是谁让你这么说的？是不是姓潘的那个老不死！ ”
她指的是潘老，我不敢否认。
看我点头，顾老哼一声，狠狠地说： “这个老不死的，我猜就是他！他就想把什么好事都往李宁玉脸上贴，有金子都往自己人脸上贴！把他一家人都画成个大英雄，其他人都是汉奸、走狗。卑鄙！无耻！姓潘的，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敢这么胡说八道，我叫天劈你！你这个老骗子！老滑头！ ”
老人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，话语中不时夹杂着骂人的脏话和发烫的感叹号。好在她女儿在场，及时劝阻，总算把她的愤怒平息下来。平静下来后，老人家把我的书稿找出来，丢在我面前，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： “你觉得你写的东西经得起推敲吗？你想过没有，当时那种情况下，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？他为了抓老鬼能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，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？就算李宁玉通过以死作证，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，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。为什么？没时间！晚上就要去抓人，谁有心思来管这事？不就是一具尸体嘛，放一天有什么要紧的？何况你自己也写了，肥原还搜查了她的尸体，干吗要搜查？就是不相信，起码是不完全相信。既然不相信，为什么要送尸体出去？难道不送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？”
“这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说， “通过检查，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……”
“然后就信任了？”老人家一阵冷笑， “什么检查？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？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？笑话！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，肚子里，子宫里，哪里不能藏？如果要彻底检查就必须开膛破肚，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完！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，然后你再想想，你是作家，应该有这种判断力，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，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送出去？万一她就是老鬼呢？那种情况下，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，大家都是很谨慎的，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。如果按你这么写，要那幅画干什么？不需要，只要能把尸体送出去，什么都不需要。我敢说，李宁玉的同志只要一见她的尸体，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，病死也好，车祸也好，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。你不想想，一个好好的人，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，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？只要有一点警觉，会议就开不成，就要取消，必须取消！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，这就是地下工作。 ”
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。
震动是接二连三的。随后几天，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（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）作全面访谈。毕竟年龄不饶人，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，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，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，时而慷慨激昂，时而娓娓道来，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和了解的世界。但正如老人家所言：我所了解的其实还没有被蒙蔽的多……现在，我决定重新写这个故事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不尊重历史。有时候，我真不知道，到底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。
青藤，紫竹，鸟语；
老人，暮年，世外。
眼前的一切是我诚惶诚恐地走进老人家乡下别墅的第一印象。院落不大，但清风雅静，花香鸟语，听不见市声，闻不见俗气，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味。一栋三层小楼，红砖黛瓦，青藤攀援，紫竹环绕，少了几分钢筋水泥的联想。客厅的布置中西合一，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式的沙发、躺椅，又有纯中式的神龛、案台，香火袅袅，供奉着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。尽管一见面老人脸上依然残留着昨日的愠容，但我发现精致的藤桌上已经摆好了紫陶茶具，由此我明白老人已准备接受我的采访。我心里暗自窃喜，但决不溢于言表。我深感低调也是一种厚重，只不过这种厚重与老人家显阔的厚重不一样，她是参与者、经历者、拥有者，而我是挖掘者、守望者。我要把我的厚重放在心里，藏在脑中，所以不卑不亢成为我上访权贵英豪、下走百姓人家的一种常态。特别是这次长途奔袭来到台湾岛，执著领着我去解开半个世纪前的秘中秘，这远行本身就意味着拙作鬼使神差地出现了新的精彩和看点。冥冥中，我感谢我的执著，新的秘密正在我的企盼中催促我去破解。 当保姆将沏好的铁观音倒入茶杯后，那缕缕、阵阵轻清的飘香，正带着我和老人飘回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惊心动魄的往事中。
[奇]很明显，老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和准备来应对我的采访的。她穿一套淡蓝色婆婆衫，飘逸而有质感，一只鸡血玉的手镯悄然地透出她的高贵和富有，白皙的皮肤密布着无法掩饰的老年斑。尽管萎缩的嘴唇涂抹了淡红色的唇膏，像在努力地守护多年的秘密，但此时此刻，我总觉得像走进了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女主角老年的场景：她们的眼神里都暗含着一种
[书]逝去的时光，和一种世纪老人特有的闪烁不定的秘密和迷茫。
[网]“老人家，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，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？”
我直奔主题。
“你应该问我，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。 ”老人反驳我。
“嗯，为什么呢？”
“因为我不是伪军！ ”
“您是李宁玉的同志？”
“那要看怎么说，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，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。 ”
我恍然大悟： “您是重庆的人？”
她淡然一笑： “哼，算你聪明，猜到了，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。 ”
我马上想到，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。
老人家抬起头，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相框——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： “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，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、敲门砖。其实，飞机是戴笠送的，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。 ”
我问： “这是哪一年的事？”
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，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，眼神飘向远方，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……
那是 1939 年夏天。顾小梦清楚地记得，那天下午，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，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，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，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。父亲手上的异域雪茄与其说是烟，倒不如说是大老板的排场、道具和风度，但从他锁紧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，顾小梦毫不犹疑地作出判断，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。也许可以用相当不愉快来形容，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，目光如炬。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，甚至几个月前，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时也没有这样，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。在女儿的记忆中，只有两年前，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，她不知噩耗，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，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，而是转身而去，沉重的背影像道黑色的屏障，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。
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，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，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。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，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——不是军方的，就是警界的。她倾向是警界的，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，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。如果真是如此，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。因此，她迟疑一下，悄悄退开，绕道回了屋。
宋妈热切地迎上来，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，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。
她接过毛巾，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： “那个人是什么人？”
宋妈摇摇头： “不知道……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的谈话。 ”
顾小梦把象征性地擦了汗，把毛巾还给宋妈： “他来了多久了？”
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： “一个多钟头了。 ”
正说着，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，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。两年前，母亲去世不久，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，把家从杭州迁到上海法租界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，每次，教堂钟声响起后，总有一队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，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。
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，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，她洗了把脸，想上楼去睡一会儿。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，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《看客》电影杂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起床来到窗前，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。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，一手抚着父亲的肩，不时轻拍着。从父亲的表情看，有点无奈，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。
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，父亲进屋看见女儿，那一向开怀爽朗的笑声没有了。她问来人是谁，父亲也是语焉不详，敷衍了事。怪异还在继续，吃晚饭时，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，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。母亲撒手人寰，两个哥哥都在国外，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，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。因此养成了顾小梦任性娇蛮的脾气。在顾小梦眼里，父亲比宋妈还少了一份威严。顾小梦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，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回答，一气之下，丢了饭碗，气鼓鼓地上楼去了。
父亲吃完饭，上楼来看她，她终于爆发出来，对父亲大声嚷嚷： “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？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，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！ ” 面对女儿的无礼，父亲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气馁地耷拉下头，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： “孩子，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 ”
女儿振振有词： “是什么就说什么！ ”
父亲拉起女儿的手，连连摇着头，欲言无语。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， 握紧父亲的手： “爸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 父亲叹口气，闭着眼说： “天塌下来的事。 ”稍顷，父亲又睁开眼，表情严肃地说， “梦儿，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一片天空，可是这回……爸爸……帮不了你了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有听他的。 ”
顾小梦霍地站起来： “你是说下午那个人？”
“嗯。 ”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“他是小喽罗一个，关键是他代表的人。 ” “他代表谁？”
“我们国家，这个破碎的国家” ——
【录音】
“嗯，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，是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。官职不高，上校军衔，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。这就是当时的军统，戴笠时代的军统，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，可以让你成龙上天，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。据我所知，多年前，父亲曾与戴笠有过一面之交，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，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纠纷不断，军统的人四处招募同党，安插亲信。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，跟军方接触比较多，戴笠有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。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使，弄不好要鸡飞蛋打，就没同意，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。是破财消灾，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。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粗，戴笠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，他收了钱，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，有事打个电话，没事一般不联系。这次宋处长来访前，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，说是有要事相商，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。
就是说，宋处长其实是代表戴笠来的。
我父亲以为，所谓的有要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的。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，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，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搜取。哪知道，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了一大笔钱，奇怪吧？事情蹊跷，必有隐情。